& 长寿,人之所欲。但中国还有一种说法:寿则多辱。尤其一个是文坛祭酒、学林大儒的老者,德高望重固然易获得尊重,但其名望因为可资利用,很容易被请入生祠成为一个供奉的牌位,从而身不由己。这就近乎多辱了,譬如郭沫若先生晚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写过两首针对同样的政治人物却褒贬有天壤之别的诗词。
“国宝级”的学者季羡林快一百岁了,他得到了朝野一致的尊崇,而且时不时发表“河清海晏”的讲话来书写盛世太平,不久前还为歌手谭晶的演唱会题了“和谐之声”四个字。可近期爆出有关这位富贵老人的新闻,让我平添了对他的同情———原来,当“国宝”也有好多无奈。
由季先生我联想到另一位更高龄的文化老人———103岁的周有光。周先生快50岁才从金融学者转行为语言学家,作为中国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创始者之一,尽管他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不容低估,但从有关部门对其生活待遇来看,和季羡林先生相比,恐怕连“次国宝级”也够不上。但因为没有享受“国宝”待遇,他能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儿孙辈前来探望是常态,连海内外朋友去探望他,只要他本人同意,基本上没有障碍。笔者一个月前有幸跟随他的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去拜访他,他住在东四附近一套普通的单元房里,自己花钱聘请的保姆照顾着他。周先生书房的墙上挂着和其相濡以沫一生、2006年故去的老伴张允和的大照片。对晚辈后学的探望,老人显得很高兴,除了听力衰弱需助听器外,他的思维非常清晰,和笔者大谈互联网和手机短信这两大先进技术对汉语拼音的促进,并颇为自得地说当年他和几位先生力主用拉丁字母做汉语拼音字母是做对了,适应了互联网时代。说着说着话题转到全球金融海啸———这才是他前半生的本行。交谈中他只按铃叫过一次保姆,让其找两本他去年出版的著作,签上名后送给笔者。
比起某些华而不实却享有政府高待遇的专家,周先生或许有些“委屈”,他晚年曾有一段生活上尚需亲友的资助,因为他基本上没有各种题词的高额润笔,老伴自50年代后就一直赋闲在家没有固定工资。但现在看来,周先生没得到“国宝级”待遇,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这种长寿才是一种高质量的长寿,既没有成了植物人在高级病房里躺十年,纯粹为某种标志而失去尊严地活着,也没有以“保护”的名义被当成宝贝看管起来,而丧失了正常人所应拥有的人际社交圈,甚至连见儿女都需别人的恩赐。
周有光曾说自己是“四世同球”,因为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常用电子邮件和他们沟通。如此高龄的他,最大的幸福是还保持自主的生活状态———这本应是任何一个正常老人所享有的,却对某些为盛名所累的文化老人而言,竟然成为一种奢侈。 |